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医学院校培养医学生是不分系科专业的，统称医学系。毕业后进入社会，根据社会需要，个人机遇、兴趣、特长，分别从事各科临床工作。当时，临床医学尚未分化，一般分为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精神、神经等科。后来内科中又分出传染病科；外科分为腹腔外科、胸腔外科，少数医院有脑外科。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学习苏联医学教育体制，在医学院校中开始推行分科重点制。根据苏联的医学教育，认为儿科疾病从生理、病理以及发病机制与成人不同，认为应设立儿科系，重点培养儿科专业医师。因此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也设立儿科系培养儿科医生。后来医学教育家一度对分科教育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医学教育不宜分科太早，入学后应该进行通科教育，打好基础，培养知识面广，动手能力强的医学生，毕业后根据工作需要再专业化。这两种教育体系，各有利弊，通科教育的思想一度占上风，医学院一度停办儿科专业。事后逐步暴露出问题。由于儿科医师工作累、风险高（儿科发病凶险、死亡率高）、待遇低、收入远不及从事其它科室，因此医疗领域中出现儿科医师严重匮乏的情况。医学教育界认为应恢复儿科专业，加速培养儿科医师，同时认为应提高儿科医师的待遇，以改变这种局面。21世纪后，中国进入老龄化时代，人口政策从只准生一胎改为提倡生二胎，我国将面临婴幼儿出生潮，儿科医师严重不足，不仅影响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校医疗系的培养模式，也经历了这场起伏的过程。
据史籍记载，1959年2月，经江苏省卫生厅、高教厅批准成立儿科系，然而，我校在此之前的1953年即举办首届儿科专业。盖1951年进校的一批学生（约120人左右），进校时不分专业，进入两年医学基础课的学习，于1953年，受苏联医学教育的影响，推行分科重点培养，在1951年入学的学生中，分内、外、儿三个专业，学员自动报名，学校领导进行内部调整，120个学生中，分到外科专业的有39人，内科专业的41人，儿科专业的40人。
解放初，当时的时代背景与21世纪完全不同，推行计划经济，1949年、1950年干部中尚进行供给制，按干部级别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待遇。五十年代的学生选读儿科专业，党号召为人民服务，既不考虑儿科医生的劳累问题，也不计较待遇问题。当年临床医师的待遇，1953年、1954年的毕业生，第一年试用期工资66元，第二年转正为73元；1956年的毕业生，第一年试用期为59元，第二年转正为66元；1957年的毕业生，第一年试用期为53元，第二年转正为59元，一拿就是二十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八十年代，始有评职称，加工资的事。解放初五十年代，医疗领域中从未有医闹问题，医生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打、杀医生是闻所未闻。
当年选读儿科的学生，都是冲着颜老这位大专家的名望，知道他是原北平大学医学院儿科的主任、教授，治学严谨，学问渊博，如此敬业的大学者，是学生仰慕的老师。
解放初期，国事初立，百废待兴，国家尚未编出医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因此当年进校的学生，多数课程多由教授口授，学生记笔记。少数课程由学校自编的讲义下发给学生。有些课程尚能在图书馆借到中文版的参考书。当时学校的课程如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均由老师讲授，学生记笔记。解剖学有陈友浩教授自编的讲义，从外表看十分简陋，主要是文字描述，没有插图。陈友浩教授讲课时，边讲边在黑板上，用红、蓝、白粉笔描绘解剖图，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多年后翻阅当年的讲义，发现内容精详，后来出版的大部头解剖学参考书，陈编的讲义，内容几乎包罗无遗。微生物陈少伯教授编著的《医用细菌学》（上、中、下三册），更是国人自编的精品参考书。另有魏福嘉自编的有机化学讲义，徐如顾自编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内容精要实用，颇受学生好评。
1953年分班后，儿科专业的学生，除学习一般的内、外、妇、儿、公共卫生、皮肤、精神神经等学科外，重点学习儿科专业知识，绝大多数课程由颜老亲授，其余由钱倩老师讲授。当时没有一部儿科学参考书。据载诸福棠的《实用儿科学》1943年初版，当时已经绝版，1955年始出修订版，但儿科班的学生已结束课堂学习到临床实习了。因此儿科班的学习，学员提早赶到课堂，如临战场，全神贯注，埋头记笔记，抬头观察颜老的神态。颜老讲课，一口浙江乡音，照本宣读自编的手稿，的、了、吗、你，一字不漏，神态端庄，内容绝无异趣野闻，穿插小故事。颜老讲到高兴也会嘿嘿微笑。回忆当年讲课者与听课者，可谓师生身心交融，心灵相通，这种场景，迄今无从再现。这是对事业的执著，对学习的专注才有的师生一体的精神共鸣。
关于这班学生毕业后的去向，绝大多数同学服从祖国分配，分到天南地北各个医疗单位、教学单位，从事医疗教学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为祖国人民的健康、儿童的保健工作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有不少同学取得突出的成绩。但是也有部分同学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了打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坎坷，有的甚至于失去了工作。其中特别有二位，（隐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既不是政治历史问题，又不是现行问题，被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吓死，一时想不开而自戕，为他（她）们的离世深表惋惜。
今将有史可据，在工作事业作出贡献的部分同学的业绩介绍于下。当然也有不少同学的事迹因未掌握材料，未能一一介绍，特表歉意。
张德俊他是儿科班上被尊为老大哥的学员，在解放前入学，是地下党员，参加反迁校活动，保护学校有功的进步学生。因结核病而病休，住在当年江苏医学院大门旁的十三间病休宿舍。后来进入儿科班学习。张德俊学习勤奋，工作一丝不苟，为人正派诚恳。1956年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北京中华医学会，任中华儿科杂志编辑，由于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后来晋升为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的负责编辑，这是代表我国医学水平的最重要的一本杂志，可见当年中华医学会将此重任委托给他负责，足可反映领导对他的信任与器重。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对江苏医学院毕业的学生特别信任，五十年代早中晚毕业的学生，每一年都有学生分到北京卫生领导机构工作。1954年毕业的廖有谋，毕业分配到卫生部担任卫生部部长的秘书。五六十年代毕业生有多位在中华医学会杂志编辑部工作，因此当年的南京医学院在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杂志具有相当的影响与发言权。文化大革命后，廖有谋从卫生部转到中华医学会，担任中华医学杂志各学科系列杂志的编辑出版的总负责人（杂志出版部主任）。
王兆铭他也是早二年入学的学生，曾担任中级医士学校的病理教师，后来转到儿科班。1956年毕业时被指名担任颜守民教授的助手，协助颜老对死亡婴儿进行病理学研究，当时认为分配最优的工作岗位。王兆铭也是一位学习努力，工作认真负责的学生。可惜他工作时间不长，五十余岁即出现帕金森病症状，明显影响了他工作能力的发挥，长年卧床病休，1991年退休，2009年病逝。
顾可梁他是班上一位突出的学生，他父亲是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的院长，早年留学德国，娶了一位德国夫人，因此顾可梁从外表和个性具有典型的日耳曼民族的容貌与体型。由于他出身于高知家庭，父母的不同血统，他在学生时代即掌握了德、英二国外文，曾经在班上开办个小小的德文培训班。毕业时分配到沈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疗系儿科教研组。后来又回到镇江江滨医院（此时江苏医学院已迁入南京，改名为南京医学院）。他一度回德国定居工作，最后他又回到镇江医学院江滨医院工作，专任化验科主任，由于他对临床化验有特殊的偏爱与研究，因此镇江医学院曾开办医学化验系，培养临床化验的医学生。后来他一度担任镇江医学院的副院长，可谓专业上、职称上均有成就的一位专家。
韩玉崑毕业分配到沈阳医学院（后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教研组，他终身在该单位儿科教研组工作，并专门从事新生儿研究，成为国内儿科新生儿方面的专家。
吴康衡毕业分配到四川成都中医学院（后改为成都中医学大学），一直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科病的研究工作，后来成为成都中医学大学儿科系博导。
潘丽瑶她是从香港考入江苏医学院最早的港澳生，从作风、讲话一看便和当年大陆学生不同，是典型的港澳外来生。毕业后分到北京儿童医院，不久即返港，最后成为香港大资本家陶氏夫人。南京的金陵饭店即是陶氏兄弟投资筹建的，陶氏兄弟又投资苏州工业园区，因此她在香港、苏州均有住宅。据告金陵饭店专门留一套房供陶氏兄弟来宁居住。她对1956届毕业的同学举办同学会均有赞助，她与老同学相处，没有半点富婆的架子，视同学为兄妹，颇获同学的好评。
林濲秀毕业分配在学院生理教研组，与病理教研组丁祖则结为伉俪，终生在学院生理教研组工作，退休后随儿子移居美国休斯敦。
张慰丰是这个班上的异类学生，他用一半时间攻读医学，另一半时间广阅文、史、哲类书。暑寒仅用几天回上海家中省亲，绝大多数时间留在学校，广阅图书馆藏书。医学方面除学习整理笔记与讲义，也阅读医学类中文参考书，并直接阅读当时的显学巴普洛夫的原著（中文译本）。文、史、哲类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哲学笔记》等，直接阅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当时校内教政治经济学、哲学的张格伟教授十分惊奇，认为“哲学系的学生都读不透的书，你居然能看下来”。文学类除苏俄的名著又广阔阅读欧美作家的作品，大学五年就读了几百种文、史、哲方面的书籍，打开了他的知识视野，他头脑里思考的问题与一般医学生不同。第五年生产实习留在学校附属医院在颜老的指导下进行儿科临床学习。毕业时又出乎意外的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陈邦贤教授直接指名要他去北京参加医学史高级师资班。1956年正值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北京的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当时中医学院校尚未成立，因此每一个西医院校委派一个教师进京学习。卫生部对该班十分重视，开班时当年的卫生部长李德全亲临班级主持讲话。这个班当时聘请了国内最著名的大师级教授来讲课。中西医学请北京中西医学界著名学者作各种专题报告，哲学请冯友兰、张岱年、周辅成等教授讲中国哲学史，历史地理学等请北大的侯仁之教授讲课，化学史请中科院的袁翰青教授，考古人类学请北京猿人发现人斐文中教授，医疗保健史请当年苏联留学回国的钱信忠副部长（后为部长）。中西医学史由李涛、陈邦贤等亲授。当年参加这个班的学员，其中多位已是副教授、主任级的，或是学校教务部门的负责人。这次学习，极大地提高了学员们的思想境界与学术水平。课程结束后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分南北两路参观考察历史古迹、革命圣地（延安）。医学史师资班结业后，学员们返回各自单位，即碰上反右运动，有的学员被打成右派。医学史因中国医学史与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有关，得以保留。西方医学史被批为宣扬封、资、修不再重视，因此这批学员大多未能在学术上发挥作用，有的年龄熬不到头作古了。
张慰丰去北京参加师资班后，于1957年回宁，安排到卫生系保健组织教研组工作，先后担任中外医学史、中医学概论、自然辩证法、医学辩证法、医学伦理学、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科技哲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江苏医学院时代在中医系担任中国医学史的教学工作。80年代后期，张慰丰被卫生部领导发现，当时医学院校由卫生部管辖，卫生部医教司朱潮司长邀约张慰丰共同研究总结四十年来医学教育的历史经验，经数年努力，完成了《中外医学教育史》（此书获全国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新中国医学教育史》（此书获全国优秀医史文献图书金奖）、《自然科学史纲要》（卫生部干部学习班参考书）等三部著作。当年又被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彭瑞骢器重，协助彭瑞骢整理《医学辩证法》、《医学未来学》两书的定稿工作。1991年被北京医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2000年又聘为北京医科大学文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随后又被卫生部聘为《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副主编；卫生部陈敏章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编委。2013年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聘为《清史.医药卫生志》主审。2013年主编出版《中西医文化的撞击》。2017年出版了一部600多万字的《世界科学家大辞典》，张慰丰教授为全书编委会副主任、医学卷主编。他先后参加主编、参编完成18部书籍，由于接受了国家、社会的一系列任务，他自己计划中的两部大书未能完成，虽有遗憾，自觉未虚度此生。张慰丰教授于1994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获吴孟超突出贡献奖，2000年被全国首届医学发展高峰论坛授予“医学人文突出贡献奖”。
历史已经翻过了这一页，这代人已迈入耄耋之年，近年几乎近一半人谢世，现存的已是白鬓苍苍，老眼昏花的老人，有的甚至已是老年痴呆患者。他们是我校最早的儿科专业的学生，虽历经沧桑，但无愧此生，他们为我国的医疗保健事业特别是儿科医疗曾经作过重要的贡献，今特以此文回顾这批老年儿科校友，教育后辈传承我校儿科事业光荣传统，大力发展我校儿科事业，以誌纪念。
（撰稿：1956届儿科重点班校友 张慰丰教授）
